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他热爱古代文化，自觉地学习并加以传播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孔子处处碰壁，提倡“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学”，要做官，要推行文武周公之道，造就文质彬彬的君子之国，但是当权者没有一个重用他。他退而授徒讲学、整理文献、周游列国，坚持宣传古代文化和自己的主张。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不是神的文化，而是以“人”为核心的道德文化，讲如何做人，做有道德、有理想、有作为的人；与人讲诚信友善，讲互相尊重，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讲忠恕之道。儒学引导人们追求和谐，鼓励人们营造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以及自己内心的和谐，主张用和谐取代社会冲突。儒学主张“和而不同”，倡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。儒学十分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，认为人们经过教育和自己的努力皆可以成才；它不是少数天才的文化，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。 孔子说自己十五岁便有志于学问，非常好学，他说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5.28）他明确地说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7.20）他认为自己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，不是先知先觉者。他学习的是自己爱好的古代文化传统，而且学习的态度是勤奋敏捷地去“求”——尽可能获取相关的信息。他还说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16.9）孔子根据人学习与否对人进行划分，可见学习在他看来是“成人”的关键。
孔子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；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7.22）孔子的自学能力表现在他能够择善而从的自觉与主动之中，择善既包括对文化传统及发展趋向的选择，也包括对具有特长的师长的选择。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3.14）属于前者。至洛阳向老子问礼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、向郯国国君请教“官制”等则属于后者。可见孔子自学而不断进步，与他择善而从有直接关系。这种对文化传统主动的探求，是好学的重要表现，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1.14）
孔子好学，择善而从，所学内容是以西周礼乐为中心的传统文化。学习的过程是自觉而主动的，有志于学、食无求饱、居无求安，同时也是和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的，敏于事而慎于言、敏以求之。可见孔子的“学”不是纯理论性的，其中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可，他把分享和传承古代文化精髓作为自己的使命。
“学”是获得和接受传统文化的精粹，同时也涉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拓展。因此，孔子不仅强调“学”具有的仿效的一面，也强调“思”——“学”具有的反思和创造的一面。在孔子的传播思想中“学”与“思”的相互作用不可忽视，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2.15）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15.31）这些说明，自我的建立，需要以现实境况为基础，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，“学”与“思”互相转化，传承与创新不断循环。用孔子的话说即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2.11）
孔子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7.1）；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。其思想从整体上看具有明显的崇古倾向。他所崇之“古”，系指古代文化体系，具体而言，则为“礼”或“文武之道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19.22）。
“礼”在孔子思想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，他自幼学“礼”，三十而“立于礼”，教学内容是以“礼”为核心的古代文化（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在政治上主张以“礼”治国，挽救礼坏乐崩的现状，恢复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12.11）的礼制，维护氏族贵族的等级秩序。在哲学思想上强调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12.1），认为人的视、听、言、动都要服从“礼”的约束。孔子一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回归一切依“礼”而行的世界，当他再也梦不到周公，当它哀叹“天下无道久矣，莫能宗予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他的生命之火也就在风雨飘摇中渐渐熄灭了。而他的思想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就在于尊古崇礼，继承和弘扬以“礼”的精神为核心的古代文化传统。
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精髓与核心非“礼”莫属，三代文化有因有革，有损有益，但都以“礼”作为基础。“子张问：“十世可知也？”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2.23）孔子指出历史的基底是“礼”的传统，虽然世事变化不已，但以“礼”为基础的文化精神是变中之不变，因而立足于礼，可以前察往古，后知百世。
孔子以信而有征的态度对文化传统的变迁进行了细致的考察，他说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3.9）孔子对文化传统是非常审慎的，对于“夏礼”和“殷礼”，孔子掌握的历史证据不够充分，因而采取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”的态度。对于三代文化，孔子能信而有征的，是周礼，孔子的复古，并非越古越好，而是以周礼为中心。孔子的目的是用周礼的精神改变当时“礼坏乐崩”的现状，使失序的社会在传统的引领下重回秩序的轨道。孔子声称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3.14）周礼以夏殷两代之礼为根据而能扬长避短，这有周初孔子重视文化传承与创新，指出二者密不可分，如果没有传承，创新就失去了基础；如果没有创新，传承就会落空。而文化传承创新二者的紧密结合，要靠教育的世代相传，不断加以推进，才能生效，这是因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无穷尽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教育是民族的命脉，因为教育是文化传承发展的依托；教育与文化二者相互依存、相互推动。
孔子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（因《乐》经佚失，故称“五经”）来教育学生，称之为“五经”。经书指重要的书籍（“经天纬地之作”），以与一般书籍相区别。到宋代，儒家经书由东汉时“七经”、唐朝时“九经”，增加到“十三经”。儒家经书维护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，又在个人的道德修养、立身处世，到社会责任、实现理想，甚至如何调节人的喜怒哀乐，都有所论述。除儒家经书外，我国古代还有史书、各个思想文化学派的代表作品，以及个人的文学结集等；经、史、子、集汗牛充栋，反映出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，也反映出中华民族是善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民族，这些都说明孔子思想对中华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从孔子的思想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：在大学，文化传承创新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如果没有对优秀文化的科学传承，创新就没有文化的基础；没有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可，难以产生创新思维；没有健全良好的人格，功利偏见可能阻塞创新的道路。因此，在大学，任何一种文化科学的学习，都需要以精神和人格的培育为基础。
排版\编辑：刘英
